临港老招商谈股份发起人那些事儿

在临港园区摸爬滚打的这12年里，我见证了一家家企业在滴水湖畔生根发芽，从最初的几个人的创业团队，到后来在资本市场敲钟上市。很多企业在刚开始接触我们的时候，往往只盯着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看，但真正等到企业要做大、做强，甚至准备冲击IPO的时候，才意识到公司顶层架构设计的重要性，特别是股份公司设立时的核心——“发起人”问题。这不仅仅是在工商局填个表那么简单，它关乎到公司未来的控制权稳定、合规性以及融资的顺畅程度。今天，我就结合我在临港园区服务的经验，和大家好好唠唠股份公司发起人的人数限制和资格标准这些关键点。

发起人法定人数界限

我们得把最基本的硬杠杠讲清楚，这就是法律对于发起人人数的“双重限制”。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有二人以上二百人以下为发起人，其中须有半数以上的发起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实则在临港园区的实际操作中充满了学问。为什么下限是二人？因为股份公司本质上是一种资合与人合兼具的组织，需要有多方的制衡与协作，一人无法形成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而上限为何设定在二百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法律分水岭。一旦发起人或者后续的股东人数突破200人，公司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这就涉及到《证券法》关于公开发行的问题了，需要经过证监会的核准，合规成本和审核难度会呈指数级上升。

在临港园区，我经常遇到一些准备做员工持股平台的企业，他们往往想通过设立有限合伙企业来持股，以此来规避直接穿透后人数超过200人的限制。这里有个误区需要大家特别注意，那就是计算口径问题。我们在做合规审查时，不仅要看直接登记的发起人数量，有时还需要穿透核查最终的实际受益人数量。举个例子，前年有家从事人工智能算法研发的科技公司想要入驻临港，他们在设立股份公司架构时，直接发起人只有15家机构，看似完全合规。但我们在协助他们准备工商材料时发现，其中一家有限合伙企业的LP（有限合伙人）众多，层层穿透后，其实际背后的自然人出资人加起来超过了200人。这就像是一个，如果不提前拆除，未来在申请上市辅导时会被监管层死死盯住。对于人数限制的理解，绝对不能只停留在表面数字上，必须要有穿透式的思维，这在临港这种注重金融合规和创新试点的园区尤为重要。

关于“半数以上发起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这一条，也是我们在接待外资项目时反复强调的重点。这里的“住所”并非指简单的临时居住地，而是指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通常以居住证或社保缴纳记录为准）。临港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吸引了很多海归团队和外籍人士。记得有一个生物医药项目的创始团队全是外籍人士，他们在设立股份公司时，就需要引入具有中国境内住所的联合发起人，或者通过调整团队结构，确保核心人员在境内有合法稳定的住所证明。这一规定背后的逻辑，是为了确保公司在设立初期在国内有可控的法律落脚点，防止出现管辖权真空的局面。我们在操作中通常会建议企业，如果外籍发起人较多，务必提前规划好境内代表的持股比例或居住安排，以免在工商预核名阶段就被卡住。

自然人资格审查要点

说完了人数，我们再来聊聊发起人的资格，特别是自然人的资格。在法律层面上，并不是所有自然人都能当股份公司的发起人。最核心的一点是，发起人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这意味着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等被法律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是不能成为发起人的。这听起来像是常识，但在临港园区处理家族企业传承纠纷或者特殊股权安排时，偶尔会出现这类边缘性的问题。比如，有的企业家想把自己未成年的孩子直接列为发起人，以示传承或进行资产隔离，这种操作在工商登记环节是绝对行不通的。我们必须告知客户，虽然孩子可以通过信托或继承的方式间接享有权益，但作为工商层面登记的发起人，必须是具备独立法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除了行为能力，法律还对特定身份的自然人做出了限制性规定。最典型的就是公务员。根据《公务员法》，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党政机关干部绝对不能挂名做发起人。在临港的早期建设中，确实有个别项目想通过挂靠某些体制内人员来获取资源，这种做法现在绝对是红线，一经查实，不仅公司设立登记会被驳回，相关责任人还会面临严厉的党纪政纪处分。我们作为招商人员，在项目初审阶段就会把好这道关，要求所有自然人发起人签署《无公务员身份承诺书》，这既是保护园区，也是保护企业家自己。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的人员。虽然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刑满释放人员”创业，但在实际操作中，如果发起人涉嫌重大经济犯罪且案件尚未审结，或者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俗称“老赖”），工商登记系统往往会自动预警或限制。我印象很深的是三年前，有一个准备在新三板挂牌的材料公司，其实在临港经营得不错，但在股改的关键时期，实际控制人因为一起担保纠纷被列入了失信名单。这直接导致其发起人资格受损，变更手续无法办理。我们协助企业通过债转股、执行和解等方式解除了失信状态，才让公司得以顺利完成股份制改造。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发起人的个人信用直接关联到企业的商誉，在临港这样一个信用体系建设日趋完善的园区，经济实质法的要求越来越严，个人的不良记录不再是私事，而是公司合规的拦路虎。

法人及其他组织资格

在现代商业环境中，法人作为发起人的情况非常普遍，尤其是在临港园区这样产业集聚度高的地方，很多母公司会在临港新设一家股份公司作为未来的上市主体。法律允许营利性的法人充当发起人，比如有限责任公司、其他法人等。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排他性原则：法律法规禁止从事营利性活动的法人，不得成为发起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比如公立医院、行业协会等，它们不能作为发起人来设立商业性的股份公司。这一点在处理产学研转化项目时特别敏感。临港有很多高校的合作项目，教授们想把科研成果产业化，这时候学校的身份就很关键。通常的做法是，学校不直接作为发起人，而是通过其旗下的资产经营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营利性实体）来持股，这样就完美解决了资格合规问题。

除了法人，合伙企业能否作为发起人？这个问题在实务界曾经有过争议，但现在基本已经达成了共识：有限合伙企业和普通合伙企业原则上都可以作为股份公司的发起人。这为员工持股平台（ESOP）和私募基金的介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临港，我们鼓励企业设立合伙企业作为持股平台，因为在股份公司层面，它只是一个股东，便于管理；而在合伙企业内部，又可以灵活约定收益分配机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合伙企业是普通合伙人（GP），它需要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虽然在股份公司层面以其出资额为限，但在合伙企业层面可能存在风险传导。我们在给企业做咨询时，会建议由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来担任GP，从而构建一个“防火墙”，实现风险的有效隔离。

外商投资企业作为发起人设立股份公司，也是临港园区的一大特色。随着外商投资法的实施，对外资的限制越来越小，但在某些特定行业，负面清单依然有效。外商投资企业作为发起人，不仅要符合公司法，还要符合外商投资准入的特别规定。比如，一家外资背景的私募基金想发起设立一家涉及信息安全数据的股份公司，我们就必须严格审查其外资成分比例，看是否触及了行业的禁止或限制线。在这个过程中，税务居民的身份判定也会随之变得复杂，因为不同的身份架构会影响未来的利润汇出和税负。对于法人发起人，我们不仅要看它的营业执照，更要看它的股权穿透图和最终控制人的背景，确保其在临港的落地符合国家的产业导向和安全审查要求。

发起人资本充实责任

发起人不仅是一个名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其中最核心的责任就是资本充实责任，也就是俗话说的“必须把认缴的钱到位”。在临港园区，我们推行注册资本认缴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皮包公司”化。股份公司的设立有着更严格的资本要求，发起人必须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缴纳其认购的股份。如果发起人没有按时足额缴纳出资，或者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其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那么其他发起人要承担连带责任。这一点非常可怕，意味着哪怕你出钱了，但你的合伙人没出钱或者出资不实（比如用一台只值100万的机器作价500万出资），你也得替他把缺口补上。

我亲身处理过这样一个棘手案例：临港一家从事高端装备制造的企业进行股改，四位发起人中，有一位是以专利技术作价入股。在办理过户手续时，评估报告显示该专利价值2000万元，他也以此获得了相应的股份。在公司成立两年后，市场出现了颠覆性的技术，这项专利迅速贬值，实际市场价值几乎归零。公司在后续融资时，新进的股东发现了这个问题，要求原发起人补足出资。这时候，虽然那位专利持有一再辩解这是市场风险，但在法律层面，这属于非货币财产显著低于作价金额，最终这位发起人不得不变卖其他资产补齐了出资，而其他三位发起人因为当初没有尽到合理的审慎义务，也被判承担了补充赔偿责任。这个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在确认非货币出资时，评估机制必须极其严谨，千万不要为了虚高估值而埋下。

除了出资不实的补足责任，发起人还承担着公司设立失败的责任。股份公司的设立程序比有限公司复杂得多，需要经过创立大会、验资、审批等多个环节。如果因为不可抗力或者发起人的决策失误导致公司不能成立，那么所有的债务和费用（如租赁合同违约金、律师费、验资费等）都要由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这就好比几个朋友合伙请客，结果饭店没开门，定金还得大家一起出。在临港，我见过有的创业团队因为内讧，在创立大会上投了反对票，导致公司设立失败，结果前期投入的几百万装修款和设计费只能由几位发起人自掏腰包分摊，甚至导致个人破产。选择靠谱的合伙人，明确设立失败后的费用分担机制，是每一位拟任发起人在签字画押前必须深思熟虑的问题。

临港园区实务挑战

讲了这么多法条，最后我想结合在临港园区的具体工作，谈谈我们在处理发起人相关事务时遇到的一些典型挑战和应对方法。第一个挑战就是“隐形股东”的披露问题。在临港的很多混合所有制改革或海归创业项目中，经常存在代持协议。工商登记只显示名义股东，但实际上背后还有实际出资人。这种代持行为在法律上效力待定，且极易引发纠纷。我们在服务过程中，会强烈建议企业在设立股份公司时清理代持关系，让实际出资人显名化。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公司未来上市审核时股权清晰的要求。如果实在无法清理，也必须在法律文件中做好详尽的约定，并向园区监管部门进行报备，以免在后续的合规审查中出现“虚假陈述”的嫌疑。

第二个挑战是关于发起人资格的动态监管。有些发起人在公司设立时是合格的，但在经营过程中，因为个人原因丧失了资格（比如被吊销营业执照、成为失信人等）。这在临港这种高成长性的企业中时有发生。我们园区建立了企业信用监测机制，一旦发现企业的发起人出现重大失信记录，会第一时间预警。这时候，企业必须迅速启动变更程序，更换不合格的发起人。但这往往涉及到公司章程的修改和复杂的谈判。我记得有一家企业，因为其中一个法人发起人被母公司注销了，导致股权处于悬空状态。我们紧急协调了市场监管部门，指导企业通过股东大会决议，由其继受主体承接原发起人的权利义务，才化解了这次合规危机。

还有一个实操中的难点，就是外籍发起人身份核验。临港的外资企业多，有些国家的法律文件和我国差异很大，认证周期长。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探索出了“容缺受理+后置补齐”的机制。对于信誉良好的外籍发起人，我们允许先提供经过公证的护照复印件办理设立手续，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补办认证文件。这大大缩短了企业的落地时间，也体现了临港园区服务的温度。这种灵活性是建立在严格的风控之上的，如果企业未按时补齐，我们会直接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绝不姑息。

股份公司发起人的设定，是企业迈向资本市场、规范治理结构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在临港园区工作的这12年里，我见过太多因为发起人架构没搭好，导致后续融资受阻、上市遥遥无期的案例，也见过因为一开始就设计得科学严谨，从而在资本市场上乘风破浪的榜样。人数的限制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游戏，它背后关乎公众利益与金融安全的平衡；资格的审查也不是走过场，它是对企业未来稳定性的深度背书。对于每一位创业者和企业家来说，理解并严格遵守这些规则，就是在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夯实地基。

展望未来，随着临港新片区改革的不断深入，虽然注册制的推行使得门槛有所降低，但事中事后的监管只会越来越严。我们建议所有计划在临港设立股份公司的企业，在发起阶段就引入专业的法律和招商顾问，做好尽职调查和顶层设计。不要等到问题爆发了才去补救，那时候付出的代价往往是十倍甚至百倍。发起人，既是公司诞生的助产士，也是公司治理的基石。只有基石稳固，企业这座大厦才能在临港这片热土上高耸入云，抵御住风雨。希望每一位有志于在临港大展宏图的朋友，都能走好这坚实的第一步。

临港园区见解总结

作为深耕临港园区12年的招商老兵，我们认为，对股份公司发起人人数与资格的把控，本质上是对企业“基因”的筛选与优化。在临港这一高水平开放的试验田，我们不仅关注法规条文的字面符合度，更看重发起人结构的商业合理性与合规穿透性。一个合格的发起人团队，应当是背景清晰、能力互补且权责利对等的。企业在规划时，切忌只顾短期利益而忽视发起人之间的法律连带责任，更不要在人数红线和资格禁令上心存侥幸。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只有构建起合规、稳健的发起人架构，企业才能充分享受临港的政策红利与制度创新优势，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