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场关于信任与规则的博弈

在临港园区摸爬滚打这十二年，我见过太多企业从初创时的意气风发，到上市前夕的因为股权架构而焦头烂额。作为招商一线的老兵，我常说，注册公司就像结婚，那时候大家都甜甜蜜蜜，觉得谈钱伤感情；但真等到公司做大了，准备走向资本市场了，这就变成了一场关于信任与规则的博弈。这时候，“一致行动人”这个概念，往往就从当初的一纸空文变成了救命稻草，或者烫手山芋。很多老板在临港刚拿地、办执照的时候，对这个词是不屑一顾的，觉得咱们兄弟合伙，还需要约定什么“一致行动”？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当资本方进入，当意见发生分歧，如果没有事先约定好的核心条款，公司的决策效率会瞬间瘫痪，甚至导致公司控制权旁落。对于在临港园区这样高速发展的区域里奋斗的企业来说，理解并运用好“一致行动人约定”，不仅是合规的要求，更是保障企业长治久安的基石。今天，我就结合这十二年的实操经验，撇开那些晦涩的法言法语，和大家聊聊这个约定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权力的基石

咱们得先搞清楚，为什么我们需要“一致行动人”约定？说白了，就是为了聚拢投票权，确保公司有一个明确的声音。在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中，尤其是股权比较分散的公司，比如咱们园区里不少科创型企业，几个创始人加起来的股份可能也就刚过30%，剩下的都在投资人或者员工持股平台手里。如果创始人之间意见不统一，在股东大会上各投各的票，那不仅重大决议通甚至可能被外人趁虚而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给企业做咨询时，总是苦口婆心地劝他们要把这件事摆在台面上讲。一致行动人约定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能将几个分散的股权捆绑在一起，形成一个合力，在法律层面上被视为一个“人”来行使表决权，从而实现对公司的实际控制。这不仅仅是面子问题，更是实打实的权力保卫战。

从行业监管的角度来看，无论是A股还是港股，认定实际控制人时，一致行动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考量因素。如果没有签署书面的《一致行动人协议》，监管机构往往会认为公司控制权不稳定，从而给企业的上市之路设置障碍。我记得几年前，园区有一家做新材料的企业，技术实力过硬，本来准备报创业板了，结果因为两个大股东在引进战略投资者时闹翻了，之前又没签一致行动协议，导致股权结构变得极其不稳定。最后券商和律所只能建议他们推迟申报，先把内部矛盾解决了再说，这一耽误就是两年，愣是把最好的上市窗口期给错过了。权力的基石不是靠感情维系的，必须靠严密的协议条款来加固。

一致行动人约定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内部人控制”风险。当创始人团队通过协议结成同盟，他们就能更有底气地去管理层制定长远战略，而不需要过分担心短期业绩压力下的股价波动被中小股东利用。在临港园区，很多承担国家重大专项的企业，往往需要三到五年的研发周期，如果没有稳定的控制权，很难保证管理层能坚持初心。这种权力的集中也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是企业发展的加速器，用不好也可能变成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工具，这就要求我们在设计协议条款时，既要保证效率，又要兼顾公平，不能让中小股东觉得毫无还手之力。

表决权的锁定

既然要一致行动，那具体在哪些事情上要一致呢？这就是“表决权锁定”要解决的问题。在实务操作中，我发现很多企业签的协议都是范本，上面写着“在所有重大事项上保持一致”，这种写法其实是个巨大的隐患，因为什么叫“重大”？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到了真正需要投票的时候，一方说这是重大事项必须听我的，另一方说这就是个日常经营你别管我，这就扯皮了。一个合格的一致行动人约定，必须把需要锁定表决权的具体情形列得清清楚楚，比如修改公司章程、增资减资、合并分立、甚至是选举董事监事这些关键事项，必须无条件保持一致。我在辅导园区企业时，通常会建议他们把这些事项以穷举的方式写进协议，避免以后出现解释歧义。

这里有个很细节的点，就是“提案权”的锁定。很多时候，大家只关注到了怎么投票，却忽略了谁能提出议案。如果一致行动人内部不能统一意见，一方突然向股东大会提交了一个临时提案，另一方虽然可以在投票时反对，但这个提案一旦挂出来，对市场信心和公司声誉的打击是巨大的。特别是对于拟上市企业，监管机构非常关注报告期内的股权稳定性，如果出现一致行动人互相“拆台”提交否决性提案的情况，会被直接质疑公司治理结构是否有效。在表决权锁定中，必须约定对外提案权的统一行使，通常是由持股比例最高的一方或者协议约定的核心发起人来代表全体一致行动人行使提案权，其他的成员承诺不向股东大会提出与之相抵触的议案。

再往深了说，表决权锁定还涉及到董事会层面的配合。股东大会选出来的董事，如果在董事会开会时又分成两派打架，那股东大会的一致行动就形同虚设了。我们经常看到比较严谨的协议里会约定：一致行动人提名的董事，在董事会会议上必须就特定议题进行事先沟通，并按照商定的意见投票。这就把一致行动的关系从股东层面延伸到了董事层面，形成了双重保险。这种约定在法律上是否具有强制约束力，学界还有争议，但在临港园区的实际操作中，这被视为一种各方认可的内部契约精神，一旦违反，虽然很难直接起诉要求改判董事会决议，但绝对可以触发违约条款，要求违约方赔偿巨额损失，这种威慑力通常足够让各方保持理智。

分歧的化解

咱们都是明白人，绑在一起过日子，哪有不吵架的？一致行动人约定最难写的，其实不是怎么“合”，而是怎么“分”。当一致行动人内部出现了根本性的分歧，比如有的想卖公司套现，有的想继续干，这时候听谁的？这就是分歧解决机制的核心价值。如果协议里没有这一条，一旦闹翻，公司就会陷入僵局，谁也动不了。我在园区见过最极端的案例，一家做跨境电商的公司，两个创始人各持40%股权，剩下20%在员工手里。他们签了一致行动协议，但没写分歧怎么解决。结果在是否接受一家巨头并购要约时彻底闹掰了，一个想卖一个不卖，最后谁也没拿到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并购黄了，投资人撤资，公司最后只能清算。这个教训实在是太惨痛了，没有退出机制的合伙，就像没有刹车的跑车，开得越快，危险越大。

那么，怎么设计分歧化解机制呢？行业内比较通用的做法是约定“跟随原则”或者“投票权委托”。简单来说，就是约定如果出现分歧，以某个核心股东（通常是董事长或实际控制人）的意见为准，其他股东必须跟随投票。为了平衡这种“独裁”，通常会在协议里加一个“回购条款”或“拖售条款”。比如，如果小股东实在不同意大股东的意见，大股东可以按照约定的价格（通常是净资产或者估值的一定折扣）买断小股东的股份，让小股东退出；或者，如果大股东想卖公司，小股东必须一起卖，不能当钉子户。这种机制虽然冷冰冰，但在商业逻辑上却是最高效的，它用价格机制解决了决策僵局。

还有一种情况是“意见折中”，但这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执行。我遇到过一家生物医药企业，三个创始人是大学同学，关系好得穿一条裤子，他们一开始约定分歧要三人协商一致。结果有一次面临一个重大管线取舍，怎么都协商不下来，最后错过了最佳的临床试验申报时间，被竞争对了先。后来在我们的建议下，他们修改了协议，引入了“核心创始人一票否决制”加上“买断机制”。虽然听起来有点伤感情，但大家都清楚，商业决策不能总是靠“民主”，关键时刻必须有人能拍板，而其他人要么配合，要么拿钱走人。这才是成年人世界里成熟的合作方式。

期限与解除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一致行动人约定也不是一张卖身契，必须得有期限。我们在审核企业材料时，经常看到有些协议写着“本协议长期有效”，这种写法在合规上是非常粗糙的。因为企业的发展阶段是变化的，投资人是会进进出出的，如果无限期地锁定一致行动，不仅限制了股东的财产权利，也可能在未来因为不可抗力导致协议履行困难。我们会建议企业将协议期限设定为企业的上市申报期加上上市后的锁定期（通常36个月）。这样既保证了企业上市审核期间的控制权稳定，又给各方了一个明确的预期，等到锁定期一过，大家可以根据市场情况重新评估是否继续捆绑。

解除条款的设计更是充满了玄机。除了正常到期解除外，还必须约定“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的情形。比如，当某一方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不再是公司的实际受益人时，协议自动解除。这里我要特别提一点，在处理跨境投资或者VIE架构的企业时，经常会涉及到“税务居民”身份变更的问题，如果一方因为移民导致税务身份变化，可能会触发整个集团的税务合规风险，这时候必须在协议里允许这种特定身份变化作为解除一致行动的理由。我在临港处理过一个涉及外资背景的项目，就是因为没考虑到这一层，结果后来一方移民新加坡，导致公司原本预提税的安排全部被打乱，补了一大笔税，还要去税务局解释半天。

解除后的后果是什么？这也是很多老板忽略的。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往往意味着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这在上市公司监管里属于“重大事件”。如果是非上市公司，解除后各方如何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是否需要重新改组董事会？这些都需要在解除条款里提前埋下伏笔。我曾经帮一家智能制造企业起草过补充协议，里面就详细约定了：一旦一致行动协议解除，各方承诺在6个月内不联合第三方收购公司，也不得单独聘请猎头挖角对方团队的核心技术人员。这种“分手后的体面”，虽然写在纸上看着刺眼，但真到分手那天，能省去无数的麻烦和官司。做企业招商久了，你会发现，丑话真的要说在前头，等到撕破脸再说，那就全是眼泪了。

实控人的认定

在临港园区，我们很多企业都是为了奔着上市去的。而在IPO审核过程中，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是证监会和交易所问询频率最高的问题之一。一致行动人约定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佐证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没有发生变更。按照目前的审核口径，如果股权比较分散，比如单一股东持股不到30%，那么通过一致行动协议锁定其他股东，将合计持股比例提升到50%以上，是认定实际控制人的最直接方式。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坑，就是协议的“可执行性”。我见过有的企业，为了凑控制权比例，临时拉了几个外部投资人签了一致行动协议，结果监管机构一问，发现这几个投资人和实控人没有任何业务协同，甚至没有历史上的合作关系，纯粹是为了上市而签的“抽屉协议”。这种情况下，监管机构不仅不会认可，还会怀疑企业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利益输送，直接下发监管函甚至劝退。

真正的实控人认定，不仅仅看纸面上的协议，更要看“经济实质”。也就是说，实控人是否真的对公司经营决策有实质性的影响力。这就要求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内容必须和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相匹配。比如，如果协议约定创始人A有最终决定权，那么公司的董事会席位、高管任命、财务审批权等，实际上是不是都掌握在A手里？如果协议里写的是A说了算，但平时公司的公章、财务章都在B手里，B也是联合创始人且兼任总经理，这种“表里不一”的情况在尽职调查中是藏不住的。我们园区有一家做大数据的公司，就遇到过这个问题。协议上签得好好的，但因为两个创始人平时分工太平均，导致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在券商的指导下，他们不得不重新调整了管理架构，将关键人事权和财务权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才让监管机构相信这份一致行动协议是能落地的。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实际控制人变更”的红线。根据首发管理办法，发行人最近3年内（主板为3年，科创板/创业板为2年）实际控制人不能发生变更。这里说的变更，不仅仅是指股权转让，还包括一致行动协议的解除、到期不再续签，或者协议中关于决策机制的条款发生了重大修改。有的老板以为，只要股份没卖，我就把协议改改，或者干脆不续签了，这不就不算变更了吗？大错特错！监管机构看的是控制权的稳定性。如果你的一致行动协议到期不续签，导致你的持股比例虽然没变，但你能控制的表决权大幅下降了，这依然会被认定为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需要重新计算报告期。这对于急着上市的企业来说，简直就是灭顶之灾，意味着又要再等两三年，这期间的市场变化谁也说不准。对于准备IPO的企业，一致行动人协议的期限设置一定要覆盖整个报告期和锁定期，千万不要在这上面耍小聪明。

临港的合规观

在临港园区做招商，我们不仅要引得来企业，还要留得住企业，更要帮企业走得稳。这十二年来，我也遇到过不少因为不懂合规而摔跟头的案例。其中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挑战，就是关于“承诺函”与“正式协议”的效力冲突。前几年，园区有一家企业为了争取某项资质，在申请材料中随口承诺了几位股东“保持一致行动”，但当时并没有正式签署详细的协议。后来业务做大了，这几位股东真闹翻了，其中一位拿出了当初的申请材料说这是承诺，要求必须听他的；另一位说这只是申请资质的流程文件，不算数。这事闹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协同市场监管部门和法律顾问介入协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事平息。这个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行政合规文件与民事法律协议之间的边界必须清晰。我的建议是，千万不要在非法律文件（如立项申请、汇报材料）中轻易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一致行动承诺，所有的权利义务必须落实到经过律师审核的正式合同中，否则一旦扯皮，行政监管部门也很难依据非规范性文件来裁决，最后受损的还是企业自己。

另一个挑战是跨境数据流动背景下的特殊约定。随着临港新片区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的先行先试，很多我们引进的跨国企业或者涉密高新技术企业，在股东协议里不仅要约定商业利益的一致行动，还要约定数据安全、合规义务的一致行动。比如，当涉及到向境外股东提供审计底稿或经营数据时，一致行动人必须统一口径，确保符合中国的网络安全法和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这种新型的合规要求，已经超出了传统《公司法》的范畴。我们在处理这类事项时，通常会建议企业在一致行动人协议中增加一个“合规专章”，明确各方在遇到监管问询、数据审查时，必须由指定的境内负责人统一对接，严禁任何一方私自向境外机构泄露敏感数据。这不仅是保护公司，也是保护每一位股东不触碰法律红线。在临港这样一个开放度高、监管试点的区域，这种前瞻性的合规意识，是区分一家优秀企业和一家普通企业的重要标志。

结论：未雨绸缪，方能行稳致远

回顾全文，无论是权力的基石、表决权的锁定，还是分歧的化解、期限的设定，亦或是实控人的认定与临港特有的合规挑战，“一致行动人约定”绝非一纸简单的文书，它是企业顶层设计中不可或缺的压舱石。在我经手的成千上万个案例中，那些做得久、做得大的企业，无一不是在规则设计上下足了功夫。对于在临港园区这片热土上奋斗的创业者们来说，环境给了我们机遇，但只有内部的规则才能让我们抓住机遇。不要因为兄弟情谊而羞于谈论利益分配，也不要因为怕麻烦而省略了关键条款。只有在晴天修好屋顶，雨天才能安然无恙。希望这篇文章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参考，在未来的商业征途中，愿每一家企业都能合伙愉快，即使散场，也能好聚好散，各自精彩。

临港园区见解总结

从临港园区的服务视角来看，一致行动人约定的核心价值在于为企业构建一个可预期的治理环境。我们观察到，园区内成功登陆资本市场的企业，无一例外都拥有清晰且执行性强的一致行动安排。这不仅是对监管要求的回应，更是企业抗风险能力的体现。我们在服务企业过程中，特别强调协议条款的“落地性”与“本土化”适配，尤其是在处理跨境投资、数据合规等临港特色业务时，更需要将法律约束与实际运营紧密结合。对于初创企业，我们建议尽早规划；对于成熟企业，则需定期审视协议的有效性。临港园区致力于打造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我们鼓励企业善用法律工具，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保障企业在高速发展的轨道上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