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的临港办公室，窗外是保税区仓库透出的零星灯光，桌上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在台灯下泛着微光。上周帮一家新能源企业办经营范围变更时，企业主老张那句我们想做的，在执照上根本写不出来还在耳边回响。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营业执照悬挂在墙上，像一枚刻着旧规则的印章，而企业要奔向的新赛道，往往在印章的边缘之外。<

一、被框住的野心：一个变更案例引发的困惑

老张的企业是临港保税区2019年引进的智能制造项目，最初执照上的经营范围是机械零部件加工、销售。三年后，他们自主研发的智能分拣系统技术突破，不仅想卖设备，还想提供设备+算法+运维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但当我带着他们去市场监管局变更时，卡在了技术服务这个条目上——分类表里没有智能装备全生命周期管理，工作人员建议要么选其他技术推广服务，要么走一般项目+许可项目的申报流程，前者太模糊，后者需要提供技术评估报告，至少耗时两个月。

两个月？我们的海外订单就等这周签合同！老张攥着咖啡杯，指节发白。那天走出政务大厅，临港的海风带着咸湿的凉意，我突然想起刚入职时带教老师的话：经营范围是企业的‘宪法’，不能随便改。可宪法的修订，为什么不能跟上企业奔跑的速度？

我曾一度认为，经营范围变更的繁琐是必要的安全阀——毕竟，如果企业随便就能增加金融衍生品交易或药品生产，市场秩序岂不乱了？但老张的案例让我开始怀疑：我们是不是把防风险做成了防发展？临港作为上海科创中心的核心承载区，企业要的不是合规的牢笼，而是合规的翅膀。

二、制度惯性：被分类表困住的想象力

翻看《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我发现老张的困境并非个例。分类表里制造业大类下，细分到智能装备的只有工业机器人制造特殊作业机器人制造等寥寥几项，而算法服务数据运维这些新兴业态，要么被塞进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其他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里，要么干脆找不到对应位置。

这种分类滞后本质上是制度惯性的产物。正如经济学家周其仁在《产权与制度变迁》中提到的：制度的变迁往往慢于技术的变迁。当企业已经在用AI优化生产流程时，我们的经营范围分类表还停留在工业时代的生产-销售二元逻辑。更麻烦的是，变更流程中的部门协同成本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滞后。比如，一家想增加跨境数据服务的企业，不仅需要市场监管局审批，还可能需要网信办、商务局的前置或并联审批，每个部门对数据服务的理解可能都不一样，来回沟通就能耗掉一个月。

我曾听某区市场监管局的同志私下说：我们也想简化，但分类表是国标定的，我们改不了。这话听起来像在推卸责任，但细想背后是更深层的矛盾：中央与地方的权责划分。经营范围分类作为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基础，地方缺乏自主调整的空间，而临港作为试验田，需要的恰恰是先行先试的灵活性。这种中央统一与地方创新的张力，让经营范围变更成了戴着镣铐跳舞。

三、监管哲学：从事前审批到事中事后的思维革命

更让我反思的，是监管逻辑的错位。传统观念里，经营范围是事前划定的边界，企业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新经济时代的商业模式，往往是边做边界定的。比如一家做社区团购的企业，最初可能只是食品销售，后来发展到供应链管理生鲜配送，甚至社区服务，如果每次增加业务都要变更执照，企业早就被流程拖死了。

读《创新者的窘境》时，克里斯坦森提到资源依赖理论：企业的创新方向往往受制于现有资源的分配逻辑。而经营范围作为企业最重要的制度资源，如果僵化不变，就会成为扼杀创新的资源陷阱。临港要吸引的是瞪羚企业和独角兽，这些企业的特点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我们的监管哲学，是不是也应该从管住转向管活？

去年底，我参与过一次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对部分企业实行经营范围自主申报制。一家做AI芯片设计的企业，自主增加了芯片设计服务技术咨询等条目，市场监管局只做形式审查，不到一周就办完了变更。企业负责人说：现在我们不用再为‘能不能做’和‘怎么写’纠结，可以专心琢磨技术了。这个案例让我逐渐意识到：监管的价值不是堵漏洞，而是搭梯子——当企业想往上爬时，制度应该成为支撑，而不是绊脚石。

四、破局之路：在规则与需求之间找平衡

经过反复思考，我认为经营范围扩大的核心，是要建立动态适配的机制。这种适配不是无序的放开，而是有智慧的松绑。

推动经营范围分类的地方化补充。临港可以依托自贸区立法权限，在国家分类表基础上，增加临港重点产业目录，比如智能装备全生命周期管理跨境数据合规服务等新兴条目，让企业对号入座更精准。这就像给标准尺加了个游标卡尺，既保持统一性，又兼顾特殊性。

探索承诺即入的极简流程。对非限制类的新兴业务，实行企业自主申报+书面承诺+事后核查，监管部门不再纠结你能不能做，而是关注你做得合不合规。就像老张的企业，如果能承诺技术服务不涉及国家安全，或许当天就能拿到新执照。这需要我们建立更智能的监管系统，通过大数据监测企业经营行为，而不是用事前审批当防火墙。

招商人员要当好需求翻译官。企业往往说不清楚我要做什么，但能描述我想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老张说想给客户提供从买到用的全程支持，我们就要帮他翻译成智能装备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并对接市场监管部门找到对应的分类。这要求我们不仅要懂政策，更要懂产业，从审批协助者变成创新合伙人。

五、未解的困惑：自由与秩序的永恒博弈

但这条路并不好走。比如，负面清单+承诺制会不会导致企业挂羊头卖狗肉？如果一家企业打着技术服务的旗号做非法集资，我们的事后监管能跟得上吗？还有，经营范围的文字表述和实际经营如何匹配？比如人工智能应用开发，到底是用AI做教育还是做医疗，监管标准是否应该不同？

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就像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警告的：自由的前提是秩序，但秩序的过度会扼杀自由。经营范围扩大的过程，本质上是在放活和管好之间找平衡点。这个平衡点不是固定的，而是需要根据市场变化动态调整的。

此刻，窗天边已经泛起鱼肚白。桌上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依然安静地躺着，但我突然觉得，它不再是一枚旧印章，而更像一张地图——上面既有已知的路径，也留着空白，等着企业用创新去填满。而我们这些临港的招商人，要做的是帮他们找到通往新赛道的入口，哪怕这条路现在还没有名字。

或许，经营范围扩大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怎么改，而在于我们是否相信：企业的野心，值得被制度温柔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