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港招商老兵眼中的章程与法律博弈

我在临港园区这12年，可以说是看着这片热土从芦苇荡变成现代化新城的。作为一名资深的招商和企业服务人员，我经手过的企业登记、变更事项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无论是初出茅庐的创业者，还是身经百战的企业家，往往把“公司章程”仅仅看作是工商登记时的一份例行公事文件，大都是从网上下载一个通用模板，填个名字就完事了。大家往往忽视了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宪法”的真正效力。特别是在《公司法》允许的范围内，如何通过章程设计来规避未来的法律风险、平衡股东利益，这才是真正的学问。

在实际工作中，我见过太多因为章程条款模糊或者与法律预设冲突，导致股东之间爆发激烈矛盾，甚至把好端端的公司拖入泥潭的例子。临港园区作为上海重点发展的新片区，这里聚集了大量的科技创新企业和跨境贸易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速度往往快于法律条文的更新速度。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公司内部事务时，必须要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下，通过个性化的章程设计来适应复杂的商业现实。今天，我就想结合我这十几年的实操经验，和大家聊聊“公司章程与法律冲突的处理”这个硬核话题，不谈虚的，只讲干货。

界定强制性边界

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核心概念：公司章程不是万能的，它绝对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是处理两者冲突的第一原则。我在临港园区服务企业时，经常有创业者拿着他们设计的“奇葩”条款来问我：“李老师，我在章程里写股东放弃所有责任，或者写无论公司盈利与否都要强制分红，这个行不行？”我的回答永远是：“不行，这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法律对于公司治理结构、股东权利义务、债权人保护等方面有严格的底线，这些是强制性的，章程一旦触碰，就是无效条款。

比如，法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如果你在章程里约定某个股东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虽然看似是股东自愿的，但这种约定违反了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对外是无效的，不能用来对抗善意第三人。再比如，关于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合并分立、解散清算等事项，法律有明确的程序规定，章程不能简化这些程序来逃避监管。我们在审核企业材料时，如果发现章程条款里试图通过“自我约定”来规避法定的审计、评估或通知程序，我们会第一时间提示企业修改。因为即便当时登记进去了，将来发生纠纷，法院也会判定该条款无效，到时候公司面临的不仅仅是法律风险，还有巨大的经济损失。

那么，哪些是法律留给我们的“自留地”呢？这需要我们对《公司法》有非常精准的理解。凡是法律条款中出现“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或者“全体股东约定除外”的字样，就是我们可以大做文章的地方。在临港园区，我们鼓励企业在这些领域大胆探索，因为这是企业自治的体现。处理冲突的第一步，就是识别出哪些是雷区（强制性规定），哪些是金矿（任意性规定）。很多企业出问题，就是因为搞混了这两者，试图在雷区里跳舞，结果自然是粉身碎骨。我们作为园区服务方，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帮企业把好这道关，告诉他们：底线不能破，但底线之上的装修风格，你们自己说了算。

还要注意法律层级的问题。除了《公司法》，我们还要考虑《民法典》、《民法典》合同编的相关规定，以及一些行政法规的约束。特别是对于临港园区涉及的外资企业，可能还会涉及到涉外经济合同法等特别规定。当章程中的约定与上位法冲突时，无效是必然的结果。我经常跟企业打比方：法律是交通规则中的红灯，章程是导航仪。导航仪可以帮你规划路线（章程自治），但如果导航仪让你闯红灯（违反法律强制规定），你听了导航的，出了事故还是得你全责。界定强制性边界，是所有章程设计的逻辑起点，这个基础打不牢，后面设计得再精妙也是空中楼阁。

表决权特殊安排

聊完了红线，咱们来说说最实用的“玩法”。在股东会层面，法律规定默认是“同股同权”，也就是一股一票。这绝对不是唯一的选项，尤其是在临港园区这样创新创业氛围浓厚的地方。我见过太多的科技型初创企业，创始人技术过硬、懂市场，但在资金上往往处于弱势。如果严格按照出资比例来分配表决权，可能辛辛苦苦做企业的创始人最后被投资人边缘化，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时候，利用章程对表决权进行特殊安排，就显得尤为重要。

根据法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就给了我们巨大的操作空间。我们在实操中，经常会建议企业设计“AB股”制度（虽然在国内严格叫法不同，但逻辑一致），或者直接约定某股东拥有超出其出资比例的表决权。例如，我之前服务过一家从事人工智能算法研发的A公司，创始人张总虽然只占了30%的股份，但我们通过章程设计，让他拥有70%的表决权。这样的安排，保证了公司在面临重大战略决策时，能够由懂行的人拍板，而不是被财务投资者牵着鼻子走。这在法律上是完全允许的，也是保障公司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手段。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实际受益人的概念。在进行表决权安排时，我们要确保这些安排是真实透明的，不能搞“阴阳章程”或隐名代持那套不合规的操作。临港园区在合规审查上是非常严格的，如果为了规避监管而搞复杂的代持结构，反而会给企业埋下巨大的雷。我们在帮助企业设计表决权条款时，通常会非常明确地在章程中写明：股东A持有xx%的股权，但享有xx%的表决权。这种清晰透明的约定，在工商登记环节是受到保护的，将来如果发生纠纷，法院也会依据章程条款来判决。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跟投资方谈这些，权利要在桌上谈清楚，总比背后扯皮强得多。

表决权的特殊安排也不是没有边界的。它不能剥夺股东的基本权利，比如知情权、分红权等。而且，这种安排最好是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结果，并白纸黑字写在章程里。我还记得有一个案例，B公司的大股东想通过修改章程来剥夺小股东的表决权，结果因为没有经过全体股东同意，且条款显失公平，最后被法院撤销了。表决权设计是一门平衡的艺术，既要保障创始人的控制权，又要照顾到其他投资方的权益。我们在临港园区处理这类事项时，往往会组织多轮股东会谈，协调各方利益，最终形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且符合法律规定的章程文本。

股权转让限制

股权转让是股东退出机制的核心，也是最容易产生纠纷的地方。法律的原则是保障股权的自由流转，但同时也允许章程对股权转让做出合理的限制。在临港园区，很多企业是合伙创业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即“人合性”）非常重要。如果允许股东随意把股份转让给外人，可能会破坏这种信任基础，导致公司分崩离析。如何通过章程设计，既不违反法律关于股权转让的强制性规定，又能有效维护公司的人合性，是我们经常要面对的课题。

《公司法》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这是默认规则。章程可以另行规定。我见过最“狠”的章程条款是直接约定：“股东禁止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或者“对外转让必须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这种条款在法律上通常是有效的，因为它体现了有限公司的人合性特点。几年前，我帮一家贸易型企业C公司处理过这样的问题。他们公司的几个合伙人都是多年的老战友，非常忌讳外人插手。我们在章程里就明确写了，任何股东想退股，只能转让给现有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不买的，才能对外卖，而且对外转让时，现有股东有优先购买权。当时他们还觉得是不是太严格了，结果几年后，其中一个股东因为家庭变故急需用钱，想把手里的股份卖给竞争对手，多亏了章程里有这个“防火墙”条款，公司才成功阻止了竞争对手的渗透，由其他股东收购了该股份。

除了限制对外转让，章程还可以对股权转让的细节进行约定，比如转让的价格确定方式、违约责任等。很多时候，大家合伙时感情好，不好谈钱，结果到了要分家的时候，为了价钱吵得不可开交。我们在章程里提前约定好价格机制，比如按照上一年度审计净资产值的一定倍数，或者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这样能极大减少纠纷。这里有个坑要注意，强制性的股东购买义务要慎用。有些章程规定，如果对外转让没人买，其他股东必须强制买下来。这在法律上可能会被认定为限制了股东的财产处分权，存在争议。更好的方式是约定一个极其复杂的流程或者不合理的价格门槛来“软性”限制，而不是直接强制。

关于继承问题，也是股权转让限制的一个特殊场景。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是否继承股东资格？法律默认是继承，但章程可以规定排除。比如，可以规定继承人只能继承股权对应的财产价值，而不能成为股东，或者必须经过其他股东同意才能成为股东。这对于一些家族式企业或者对股东身份有特殊要求的企业（比如持有特定牌照）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在临港园区服务的一些生物医药企业，涉及到的技术保密要求很高，对于股东的身份背景审查很严，所以通常都会在章程里写明，继承人能否继承股东资格，需要经过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会的一票否决权审核。这种预先的安排，虽然冷酷，但却是保护公司生存发展的必要手段。

分红权差异化设计

说到分红，大家可能觉得这还用问吗？谁出的钱多，谁分的钱多呗。其实不然，在公司法的世界里，分红权和股权比例是可以分离的。这也是我们处理章程与法律关系时，最能让企业感受到“自治”魅力的地方之一。特别是在临港园区，很多企业引入了资金方、资源方、管理方等各种不同角色的合伙人，大家的贡献形式不一样，如果死板地按出资比例分红，往往会打击核心贡献者的积极性。

法律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注意，这里是“全体股东约定”，意味着修改分红规则通常需要100%的一致同意，这在章程中明确下来非常重要。我接触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D公司是一家文化传媒公司，三个合伙人合伙：老李出钱占股70%，但不参与经营；小王和小张不出钱（或者说作价很低），只出技术和人力，加起来占股30%。如果按70%分钱，老李躺着拿大头，小王小张辛苦一年拿不到什么，这团队肯定散伙。我们在制定章程时，就约定了前三年，老李只拿30%的红利，剩下70%留给经营团队。等公司走上正轨后，再恢复按出资比例分红。这种灵活的安排，在法律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也是平衡资本与劳力的重要工具。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这种差异化设计的魅力，我整理了一个对比表格，大家一看就明白：

通过这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到，差异化分红设计并不是要“欺负”大股东，而是为了把蛋糕做大。在实际操作中，我遇到过不少财务投资人，他们其实非常乐意接受这种安排，因为他们更看重公司的长远成长性。只要公司的估值上去了，哪怕分红比例低一点，最终的投资回报率依然可观。而且，这种约定写入章程后，具有法律效力，比口头的“君子协定”要靠谱得多。

这里有一个挑战需要注意。在税务实践中，如果分红比例与出资比例差异过大，税务机关可能会关注是否有合理的商业目的，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或逃避税款的嫌疑。虽然这不影响章程的民事效力，但在合规层面可能会引来麻烦。我们在设计条款时，通常会建议企业保留相关的股东会决议、商业计划书等备查文件，证明这种差异安排是基于公司经营管理的实际需要，而不是恶意的税务筹划。只要理由正当、程序合法，税务机关通常也是尊重企业自治的。这一点在处理涉及跨境投资或者税务居民身份复杂的公司时，尤其要格外小心。

僵局化解机制

我想谈谈一个比较沉重但又非常现实的话题——公司僵局。所谓的公司僵局，就是股东之间闹矛盾了，互不相让，导致股东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公司机器停转。这在临港园区的一些合资企业中并不少见。面对这种情况，法律提供的救济途径通常是司法解散，但这对公司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有没有办法在章程里提前设计好“安全阀”，化解这种僵局呢？当然有，而且非常必要。

最常见的设计是“股权回购条款”或者“领售权/随售权”。比如，章程可以约定，当公司连续两年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会无法达成有效决议时，某些股东有权要求公司按照一定价格回购其股权，或者强制要求其他股东与其一起把公司卖给第三方。我记得有家做精密仪器的E公司，两个股东各占50%，这种“50:50”的股权结构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果然，经营了三年后，两人在市场方向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谁也说服不了谁。由于我们在章程里预先埋下了“僵局解决机制”，规定一旦出现连续两次股东会僵持不下，双方应邀请第三方独立董事进行调解，若调解失败，则触发竞价机制：出价高的一方收购另一方。最终，通过这个机制，一方拿钱走人，另一方全盘接手，公司虽然经历了阵痛，但避免了被司法解散的命运，保住了核心资产。

除了上述的收购机制，我们还可以在章程中设定“打破僵局的特定条款”，比如赋予董事长在僵局时的最终决定权（需慎用），或者引入“抛”这种看似儿戏但在法律上有效的方式。关键在于，当大家心平气和的时候，就先把分手的丑话说到前头。很多企业觉得谈这个伤感情，但我负责地告诉大家，真正伤感情的是打官司。提前约定好僵局处理机制，反而是对股东感情的一种保护，因为它明确了底线，减少了不确定性。在临港园区，我们强烈建议初创企业在注册时就考虑进去，特别是对于股权结构比较均衡的企业。

还有一个更高级的玩法，是利用“强制分红”作为压力测试。如果股东之间对公司发展方向有分歧，谁也说服不了谁，那就先别投钱了，把赚的钱先分了。这样既能让股东落袋为安，又能通过分红的压力测试出各方对未来的信心。如果一方坚持要不分红再投资，另一方坚持要分红，这种分歧往往能通过金钱的量化来找到平衡点。这需要结合公司现金流情况来设计，不能把公司掏空了。处理僵局的核心思想就是：不要让机器彻底停转，永远留一个让一方体面退出或者妥协的通道。

公司章程绝不仅仅是挂在墙上的装饰品，它是企业内部运行的“根本大法”，也是处理法律冲突的第一道防线。在临港园区这样充满活力与变革的商业环境中，我们更应该重视章程的个性化设计。从界定强制性边界，到表决权、股权转让、分红权的灵活安排，再到僵局化解机制的事前预设，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法律智慧与商业逻辑的博弈。作为企业的掌舵人，你必须明白：法律给了你自由，但你得懂得去使用它。

这12年来，我看过太多企业因为忽视章程而付出惨痛代价，也见证过企业因为一份好的章程设计而渡过难关。处理公司章程与法律的冲突，关键在于“度”的把握——既要敬畏法律的红线，又要敢于在法律赋予的自治空间里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司利益。不要等到雷爆了才想起来去排雷，要在起跑线就把路铺好。如果你对公司的章程还没有仔细读过，或者还在沿用那个千篇一律的模板，那我建议你立刻、马上把它拿出来审视一遍，必要时请专业的人士帮你把脉。毕竟，在商业的战场上，未雨绸缪永远优于亡羊补牢。

临港园区见解总结

站在临港园区的角度，我们深知制度创新是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在处理公司章程与法律关系的问题上，临港园区始终秉持“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理念，鼓励企业在合规的前提下大胆探索个性化治理结构。我们不仅仅提供物理空间，更提供包括章程设计咨询在内的全方位企业服务。通过多年的观察，我们发现那些在章程设计上下足功夫的企业，其抗风险能力和运营效率普遍优于同行。未来，临港园区将继续作为企业制度创新的试验田，支持企业利用法治工具释放活力，让每一份章程都成为企业腾飞的助推器，而不是束缚手脚的绊脚石。